章詒和在她那本暢銷自傳《往事並不如煙》中，談到了一段她文革中十年牢獄生涯的含辛故事。她說，當年被派去記錄另一名「囚犯」的日常語言、生活行為，在那種環境與人事都高壓的狀態下，她寫下了一些對那人不利的文字，最後更促使這人喪命。在章詒和的生命裡，這段往事也許是她在十年文革的摧殘中最不願意面對的事，因為那是人類最陰暗的角落。

今天的香港媒體，在思考文革的問題時，經常將矛盾瞄向當年的殘暴發動者及打手毛澤東、林彪、四人幫，以及今天不面對歷史的現實權力，這些人固然有該被痛責批判的地方，然而，如果人們在思考文革時，不能像章詒和那樣，在批判當政者的同事，也把心底裡最幽陰苦澀之處挖出來，去面對，又如何能超越它。

看看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處理納粹和極端軍權主權不一樣的方式。戰後，德國人很快就促成軍事法庭處理二戰時期的戰犯，全民也從根本去認識這個問題，從系統上和思想上去反省；反觀日本，直到今天，主要的政治力量仍然沒有勇氣坦誠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惡罪，部分人民也受感染，不斷為洗脫罪名去尋找託辭、敵人。

其實，不管是納粹德國、法西斯的意大利、極端軍國主義的日本，或是文化大革命，在這些人類大悲劇的背後，都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共犯結構，主事者、冷眼旁觀者、因強權逼迫而去加害別人者，都是這個共犯結構的一部子。然而，罪行不應該成為生命中永恆的枷鎖，最重要的是要去面對它，去超越它。香港媒體在報導文革議題時儘管有相對寬廣的自由空間，卻沒有足夠的視野，非常可惜。